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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的博客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前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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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五、第六届理事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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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应在创新和创业中发挥更主动作用(下)  

2012-04-11 07:23: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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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工作者应积极投身于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

 前段时间,美国企业家乔布斯离世,掀起国内的“乔布斯热”。就像关注中国为什么没有得诺贝尔科学奖一样,现在人们关注中国为什么没有出乔布斯这样的创业家?

一些评论认为,这不能怪中国人没有创新基因和创新能力,而是中国企业的创新基因太弱、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太差。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多数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即使一些大企业也是如此,没有创新的追求。没有人敢“打包票”说自己正在从事的创新研究一定能带来市场的积极反应,即使是乔布斯也不能。因为技术创新的道路确实充满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却因此失去了追求、失去了对技术的热爱和对人才的尊重。

乔布斯曾经说过:“我的激情所在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这家公司的人动力十足地创造伟大的产品。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动力来自产品,而不是利润。” 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赢得业务,而是要创造伟大的产品——这折射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一天,中国也有企业能骄傲地说,利润不是第一位的,创新才是第一位的,那么中国就距离产生乔布斯的那一天不远了!

宣传技术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无法指望通过宣传和思想教育就可以扭转人们对创新的态度。必须要依靠制度安排,依靠市场机制,使创新获得高额回报,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才能使企业逐步形成持续的创新偏好。当年,联想汉卡的经济价值在市场上的显现让所有人认识到科技人员的价值,点燃了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热情,甚至推动了当年人力资本参与创业和利润分配的制度完善。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在推动创新和创业的道路上,最能动的力量是科技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清理阻挡创新与创业的障碍,为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结构调整和持续发展而贡献力量。

(一)要坚信技术型创业者会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大有可为

让技术创业者甚为寒心的是一个流传相当广泛的高技术企业中“企业家与科学家之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害是:知识分子似乎不能面对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懂管理的“企业家”可以驱逐那些不懂市场、闭门造车的“科学家”。事实上,在高技术企业中,区分什么“企业家”、“科学家”,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效益是检验是否懂得市场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王缉志们发明的产品能创造重大效益,联想是靠“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而不是靠什么“茅台酒的质量、二锅头的价格”这类广告用语起家的。

在真正的高技术企业中,如果说真有什么“家”的话,那也只有“企业家”,CEO、CTO、COO、CFO、CIO等等,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当然,有人精通技术,有人精通管理,有人兼而有之,但并没有什么“企业家”与“科学家”之分。乔布斯是什么家?他既精通技术,又精通管理,还具有艺术天赋,难道苹果公司中“企业家”乔布斯和“科学家”乔布斯常自相打架吗?发达国家高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大多都是乔布斯类型,现在中国新的高技术企业创始团队或创始人也基本上是这种类型。有时企业大了或者创始人年纪大了,他们可能请职业经理人当CEO,但创始人还是老板,CEO要向他们负责。例如,微软的盖茨退居二线后,请了鲍尔曼当CEO。

有人可能会善意地提醒我,当年我离开联想岂不就是技术型创业者没有前途的最好例证?2010年3月,一家著名媒体记者向我发邮件采访说:“过去几天我接触到几位年轻的中科院科学家,他们从海外归来,拥有商业前景很好的专利和技术,许多国内的公司在和他们接触表达了把这些技术商业化的意愿。但他们都很犹豫……都为您在联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寒心。” 从我个人而言,在联想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个人得失,都是过眼云烟。但是,必须承认,我这样的失败对一代科技人员创新和创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是非常巨大。而要消除这样的影响,全社会所要付出的成本实在是过于高昂。作为当事人,我可以负责任地澄清,我曾经为联想这个企业的发展所付出的,一定无法抹去;在联想的创业过程及创造出的社会价值,已令我满足;与此相比,我从联想得到的经济回报,当然微不足道。

回想当年我在联想所做的各项研发决策,均是问心无愧。如若细数,日后将要遗憾的,恐怕更多是联想。早在1992年,联想集团在个人电脑业务发展蒸蒸日上时,我曾提出顺应计算机与通信融合(ICT)的趋势及早作出部署,立项研发联想程控交换机,并于1994年7月,与华为同时取得了入网证。在我们的努力下,当日的联想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全面实力超过了当时的华为,是仅次于微机部的联想集团第二大部,连中南海都采购了联想程控交换机。1994年,我在公司领导层共同参与下推动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芯片设计中心(“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计划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设计能力。

后来,随着我的离开,这些部署、计划和构想也都被抛弃了。当年,这些可能都被人看作是我遗落在联想的“笑柄”吧。但是,历史和市场总是客观的。联想自己撤掉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就错过了ICT融合的战略时机。而当时起步比联想晚得多,规模不如联想程控交换机事业部的华为,现在已将联想远远地甩在身后,成为中国高技术公司的典范,称雄国际市场。如果早在1994年我们筹划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能够顺利组建起来的话,凭借联想、复旦等的“产学研相结合”,国内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因此,从我这失败的经历中,科技工作者应当建立起更大的信心。市场将会选择技术,而不会选择投机。只要我们肯去努力,技术型创业者就一定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由研究所和高校组建的全民所有制“高技术企业”中,出现“科学家”和“企业家”之争,这是特殊发展阶段的现象。今后,当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错误。实际上,今天技术型创业者的知识产权可以在创业时就得到评估,持有股权,一旦,技术型创业者的地位和话语权有了产权作为保障,“科学家”也就成了“企业家”,再不会发生“科学家”和“企业家”之争的悲剧了。

(二)要学会用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创新和创业的成果

创新和创业的成果要有制度保障。与技术创新和创业关系最密切的制度安排是持有技术的创业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企业往往出巨资去买外国的知识产权,但对于内部知识产权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特别是在过去的某一个阶段,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四通、联想这一批高技术企业起步创业的阶段,正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刚起步的阶段。作为职务发明的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被企业无偿使用,其权利更是无从保障。当缺乏远见的公司将研发只当作成本而不是未来竞争力时,和我同时代的科技创业者们大多处于弱势地位,无能为力,最终容易被扫地出门,一些很有前景的技术创新往往在襁褓中被扼杀,甚至在成功进入市场后被扼杀。以四通公司为例,原总工王缉志发明的“四通中文打字机”,曾被评为“中关村十大历史功勋产品”,但后来的四通宣传中完全不提王缉志,它“被”变成了一个没有发明者的产品。王缉志的知识产权不仅得不到保护,而且在四通公司的“股改”过程中被扫地出门。设想如果他的知识产权能得到保护,能拥有产权、话语权,他就可能为四通工作更久、做出更多的创新,也许他就能成为四通的乔布斯……

不过,这是一个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问题。因为在那个阶段,别说个人的权利难以得到维护,就是集体的权利也会被忽视。联想集团的老员工不会忘记,是计算所造就和培育了联想集团。1984年底计算所公司成立时,计算所对公司的投入,除了20万元启动资金,更多的是计算所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即将形成产品的联想汉卡技术、计算所的商誉和技术后盾、计算所提供担保的大量贷款、计算所交给公司承担一些科研任务等、计算所提供的许多实验室、办公室。不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无形资产都没有进行过评估。对于联想公司,计算所应当做过怎样巨大的历史贡献!联想汉卡是计算所内部已经研制了十多年即将变成产品的技术,汉卡推广所需的大量资金也来自计算所担保的贷款,公司最初的一笔利润来源于赢得了中科院的500台个人电脑的合同,而公司能获得这个合同首先是因为有联想式汉卡(这些电脑都配联想式汉卡),其次是有计算所担保的上千万元贷款支持。正如朱丽兰同志在199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成立十周年大会上所说,“联想集团的成功,是计算所多年来成果积累的一种体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实的科技背景是不行的”。但是,面对已经成为国际化企业的联想,计算所的投入又获得了多少回报呢?

我说明这些未尽合理的制度安排,不是说明中国不能保护创业者的利益,而是从反面说明、提醒技术型创业者,要高度重视创业企业的制度设计,确立合理的产权结构,合法地保持话语权和控股权,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不仅是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更是维护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公司是没有前途的。要想推动创新,首先要形成真正尊重科技人员价值的文化,要用制度保障科技人员的切身利益,才能保护创新者的激情。

以李彦宏、丁磊、马化腾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崛起的知识企业家们,他们在公司产权制度安排方面就比较完善,企业发展后在产权方面的冲突或消耗就少得多,因此,他们可以更加安心地、更加专注地领导企业的创新和创业活动。

当然,舆论导向也很重要。1998年4月14-17日,成思危先生主持了“企业重建与战略管理”香山科学会议。王选和我都在会上发了言。当时,针对联想、方正、四通的起家,社会上有一股否定技术创新作用的论调,说什么“联想靠20万元起家,方正靠40万元起家,四通靠借一些钱起家”。王选在会上说,他不赞成方正靠40万元起家的说法,因为早在方正成立前,国家748工程的投入就有上千万元了。我在会上表示支持,说我不赞成联想靠20万元起家的说法,因为联想式汉卡头三年创造的利润1237万元,就比20万元开办费多600余倍了。如果王缉志参加会议的话,肯定他也不会赞成四通靠借一些钱起家的说法。虽然,这些论调不符合客观实际,迟早会被人们所摒弃,但在一个时期里,依靠宣传,这种论调会迷惑一些人,甚至成为舆论的“主流”,这会对许多人产生误导,违背国家一贯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不利于推进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应当予以纠正。

(三)要善于捕捉技术变化实现技术价值

联想、方正、同方、三环等等在内当年中关村第一批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创办的公司都奉献了一条经验: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联想是企业和研究所结合的典型,方正是企业和高校结合的典型。现在看来,这条道路依然是构建中国特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可行途径。在这条可行道路上,如果没有科技工作者投入创新和创业活动,一切皆要成空。

对外行人而言,技术创新是神秘的偶然事情;但对身在其中的科技工作者而言,绝大多数的创新是有规可循、有迹可循的必然事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一个成熟的科学家可以综合过往的历史情况判断出,哪些技术方向可能产生创新的种子、盛开创新的花朵、结出创业的果实。当然,这样的判断常常是阶段性的,需要不断修正的。以这样的技术判断为基础,企业才可能做出适当的市场判断。正是因为这样的阶段性的存在,再伟大的个人也会有局限性,再伟大的产品也会有退出市场的一天,再伟大的企业也会面临转型调整的压力。因此,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企业创业必须得像接力赛跑,一旦参赛,必须一棒接一棒地传递下去。而我们每个科技工作者可以做的,就是在我们参与的那一棒中做出阶段性的贡献。因此,我们必须得积极捕捉技术变化,推动技术创新的社会扩散速度,及时实现技术的价值。

例如,信息领域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技术领域,人们公认很难准确预测它的发展前景。三十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对人类不可或缺的Intemet(因特网)的盛况,即使在1995年,比尔·盖茨在他那本著名的《未来之路》中也只把它和CD—ROM(光盘驱动器)的重要性相提并论。1998年,个人电脑制造商IBM的PC业务亏损高达10亿美元,而盖茨的个人财富因PC软件的收益超越了1000亿美元。后来,互联网出现和后PC时代的来临,IBM彻底放弃了PC业务转而成为网络技术服务提供商,微软的风光少了很多。至于真正把握了移动互联网的乔布斯,他的商业模式已风靡全球,他的苹果成了全世界的宠儿。

如果从参与竞争的企业角度来看,在这一波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苹果、谷歌等公司站到了排头。如果从参与竞争的国家来看,美国始终引领了信息技术变革的潮流。未来,在网络应用从满足工作需要向满足生活需要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人们购物、娱乐、通信、教育、管理家务等不同的目的,会催生出更多的专用联网设备和更丰富多样的基于云计算的服务。未来的信息技术将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环境中,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中国信息产业、软件产业获得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我们要积极支持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相应举措,为发展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智慧城市等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而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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