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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的博客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前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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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五、第六届理事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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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国外企业不是获得核心技术的途径  

2012-05-02 09:47:59|  分类: 媒体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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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按:这是《中国知识产权》杂志李雪记者采访本人所撰写的文章,发表在该杂志总第58期上,现将该文(略有修改)刊在本博上,请博友指正。


        倪光南有很多的头衔,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加之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青联特邀委员,以及曾一度备受关注的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但无论怎样介绍他,都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身份--我国最早从事汉字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研究的学者之一,提出并实现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
  

知识英雄

  时光倒退至2008年,从建成到巅峰的中关村经历了20年的洗礼,它曾成为无数IT年轻人向往的圣地,也确实成就了一批人的梦想,在企业成长的路上,伴随的还有那些从中关村流传出来的故事。

  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出了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公司;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出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公司;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出了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公司。虽然时至今日,他们早已不属于这些明星企业,但创新的成就带来的却不只是企业的改变与荣耀。

  倪光南在《科学家的征途》一文中曾感慨到,“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我洒过汗水;国家的科研成果,我取得过;中科院重大科技研究成功,我也拿过无数次。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至今还躺在奖状上,一直没有成为产品。”

  “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柳传志推动了倪光南的梦想,但也拉开了“柳倪纷争”的序幕。

  China IP:您曾经历与联想企业的种种“纷争”,您认为企业家与科学家的结合,怎样的合作方式才能够更好的“共同发展”?

  倪光南:中科院计算所网站上记载了计算所创建联想的过程:“1984年,成立了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它是联想集团的前身。公司将联想式汉字微机系统科研成果转化成联想汉卡,作为创业阶段的主要产品推向市场,实行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企业化管理体制。”联想式汉卡由于头三年的利润(包括退税)就有1237万元,是计算所拨给公司使用的办公室、实验室等场地投入和开办费20万元的数百倍。若按1998年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对经学校许可,由职务发明创造、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进行产业化的,可以从转化收入中提取不低于30%的比例给予奖酬。”那么研制者理应可取得联想公司很大比例的股权,但联想“认股权”却完全剥夺了研制者这一权益。现在联想的宣传已经将当年创办者中科院计算所抹去,原计算所拥有的100%股权被全部转掉,更不用说计算所职务发明人的股权了。

  事实上,让技术创业者更寒心的是一个流传相当广泛的高技术企业中“企业家与科学家之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害是:懂管理的“企业家”可以驱逐那些不懂市场、闭门造车的“科学家”。这实际是对科技技术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效益是检验是否懂得市场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科技人员发明的产品能创造重大效益,联想是靠“以成功开发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而不是靠什么“汾酒的质量、二锅头的价格”这类广告用语起家的。在高技术企业中,区分什么“企业家”、“科学家”,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真正的高技术企业中,如果说真有什么“家”的话,那也只有“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由研究所和高校组建的全民所有制“高技术企业”中,出现“科学家”和“企业家”之争是特殊发展阶段的现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刚起步,研究所和高校的知识产权在创建公司时并没有进行评估,这样,作为职务发明的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被企业无偿使用,其权利无从保障。虽然后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但这类历史问题如果掌握企业命运者不想补救的话,处于弱势地位的科技人员是无能为力的,最终他们很容易被扫地出门。王选院士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这要归功于《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

  十年的变化

  1999年9月10日,倪光南的“联想光环”被拿去。但那颗追逐梦想的心还在,也并未因“失去”而停歇。而结局,似乎是注定的“宿命”。

  2000年,对于中国而言,发生了很多改变,为入世,一切厚积薄发。中国制定了“十五规划”,发展高科技产业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支持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出台了。而在此时,一门心思要做中国自主操作系统和芯片的倪光南,“兴奋”地加入了李德磊成立的北京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那个时期,国内的芯片研究领域一片空白,倪光南的加入不仅带来了科学家的技术,同时还有深圳民营企业家投资的2000万元。

  瞬间,李德磊的方舟科技成为芯片行业最耀眼的明星。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作为第一款可以商品化的32位芯片,尽管它在技术上还不成熟,但仍然备受关注。

  2001年4月,“方舟1号”研发成功。2001年5月,倪光南正式出任中芯微系统战略市场部副总,为中芯微做拓展市场的前期工作。7月,经过高级别的专家技术鉴定会,并由四部委联合召开了盛大的发布会,轰动一时。 在此之后,国家开始陆续投入大笔资金支持方舟1号、2号的研发。如此的风光进程与最后闹剧般的结尾,让人始料未及。

  2001年10月,倪光南离职。

  China IP: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18号文),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措施,由此引发了软件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十年也是中国加入WTO的十年,您如何评价这十年间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与变化?

  倪光南:2000年以前,中国软件业称不上是独立的产业,这有历史原因。在主机时代,当时买的计算机配的是各自的软件,硬件就附带着软件,各种主机的软件互不兼容,软件形成不了独立的产业。后来发展到PC时代,互联网时代,软件才作为独立产业越来越大。

  自2000年国务院18号文发布以来,到2010年底,中国软件产业走过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规模持续增长,市场迅速扩大。十年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增长17.8倍,达到13364亿元,年均增长38%,占电子信息产业的比重由6%上升到18%,从业人数由不足30万人提高到超过300万人,在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所占份额由不足5%上升到超过15%。

  十年来,我国软件产业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产业结构由软件产品和系统集成逐渐发展为软件产品、嵌入式软件、系统集成、软件技术服务和集成电路设计为主体的更加完整和均衡的产业体系;产业区域分布呈分散集中格局,中心城市集聚发展,中国软件名城及创建试点城市优势突出;产业技术正逐步突破核心节点和关键领域,稳步扩大市场。十年来软件业对社会生活和生产各个领域的渗透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成为带动工业升级的核心力量。

  软件行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产业的代表,创新一直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才一直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所以,软件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思想创新,也就是人的创新,人的创造。如何有效促进软件研发

  在前不久举办的“2011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暨企业创新高峰会”上,在中国软件行业发展一片叫好声中,倪光南指出了需要克服的三大挑战。

  倪光南指出,首先是中国国产软件和服务仍然不大,虽然中国软件业的市场规模按单个国家计算已仅次于美国,但其中包括了外国软件公司在华销售收入与外资软件公司的销售收入,真正的国产软件和服务的销售收入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次是中国软件业还不能自成体系,重要的基础软件几乎都依赖于进口,中国软件企业大多是在进口软件平台上从事应用开发,在软件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等领域,中国企业也往往是从事低端业务;此外,中国软件企业数量虽多,但规模普遍很小,中国还不是世界软件强国。

  China IP:有人认为给予软件过多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其发展,也会阻碍软件企业创新,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倪光南:各国的知识产权法规制度各不相同,都是以其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所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包括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在内,都要从具体国情出发。发展软件产业肯定需要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目前以版权(著作权)保护为主,对于盗版,则对商业性最终用户追究民事责任。这种保护水平是适合中国目前国情的。这方面中国或者欧盟都没有照搬美国现在的软件保护制度,目前美国作为软件业的垄断者,从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近年来大大强化了软件的专利保护。由于一个软件可能涉及到数十个以至数百个专利。如果强化软件专利保护,软件创新的空间就会被大大压缩,显然这只对软件业的垄断者有利而对软件业的后来者不利,所以中国现阶段应主要实行软件的版权保护,这有利于中国软件业的自主创新,有利于打破美国软件跨国公司的垄断。

  1+1>2

  中国软件企业在近年来也加入了并购的浪潮,一些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他们的科研人员能获得诺贝尔奖,例如AT&T的贝尔实验室和IBM研究中心分别有11位和5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中国的企业普遍很小,科技实力很弱,所以人们很关心,它们如何才能迅速成长壮大,尽快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倪光南认为: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评估一般是用R&D投入强度,即R&D投入占据销售额的比率作为产业技术含量的标志。据1991-1999年12个OECD国家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国际企业的R&D投入强度为9.3%。相比之下,我国企业有很大的差距,仅有华为等极少数企业能达到这样的强度。例如,2003年我国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R&D的投入强度不足4%,尚不及同期IBM一个公司的60%。我国企业的R&D投入低,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投入低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我国很多企业利润低而力所不及。

  China IP: 我国本土的很多软件企业逐步开始采取收购国外企业来发展壮大,您认为这样的方式可取吗?有哪些好处和弊端?

  倪光南:收购或者兼并,可以是企业做大做强的一种手段。优化好企业双方的资源,整合企业文化,收购或者兼并,可以显现1+1>2的效果,但处理不好,也会很麻烦。我国软件企业能够收购国外企业来发展壮大,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收购国外企业,如果可以获得国外企业的市场、技术和人才资源,那么对企业的发展将会大有裨益。不过,企业发展核心技术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经年累月脚踏实地的研发积累。胡锦涛主席曾经指出,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比如去年5月,华为欲以200万美元收购美国旧金山的技术开发商3Le af公司,但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加以阻扰,最终华为被迫放弃收购该公司。当然,它们也会批准甚至支持中国公司的有些收购,如2004年联想以17.5亿美元代价收购IBM PC业务,它们不但不阻扰,还给柳传志先生颁了“推动美中关系杰出贡献人士”奖。看来问题还是在于收购有没有涉及到核心技术。总之,收购国外企业是发展壮大的一种途径,但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唯一的途径,更不是获得核心技术的途径。

  China IP: 您怎么看物联网的发展?您认为我国企业在此方面有哪些优势?应如何把握?

  倪光南:物联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设想在未来,人和一切事物都将联网,因此物联网将无所不在。当然,这是一个发展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既然这是一个发展方向,而且,物联网的应用可以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国家在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也将物联网放到重要的位置。当前,首先要做好示范应用,通过示范应用,逐步完善物联网的核心技术,同时,也建立起相关的标准和规范。总的看来,我国在物联网领域还刚起步,无论是物联网底层的编码与标识,信息采集层所需的自动识别技术、各类传感器(包括新的基于MEMS技术的传感器)技术,还是网络层的各类通信(包括近距、远距、有线、无线等等)和组网技术,以及物联网上层的与领域相关的应用技术,都有很多关键技术需要攻克。为此,应统筹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来促进物联网产业的发展。物联网的发展首先应从示范应用着手,实行“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做好一些重大的物联网应用示范项目。例如,目前业界比较关注的智能电网、汽车移动物联网、智能家居、食品安全等项目都有可能成为物联网的示范应用。在物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商业模式的创新已是成功的首要因素。实践表明,过去那种简单地卖软件和硬件赢利的模式,今后会逐渐地被服务、广告、运营等新的商业模式所取代。当然,物联网的每个具体应用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或采用某几种模式的结合,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知识战争序幕已拉开

  分析一个3000元左右的笔记本电脑大概的成本构成:英特尔的芯片和W i n d o w s预装操作系统占39%;硬件等零部件占9%;光驱和无线网卡占13%;液晶屏占13%;线路板和外壳占17%;而国内主要做的组装生产占9%。云计算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而中国企业是否会搭上这班车?

  云端设备多样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P C都可以是云端设备。云端设备不是P C的延续,而是新一代信息设备。摩根士丹利预计在2012年,全球智能手机的销量会超过P C(包括桌面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而数据显示,引领云端设备的i O S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IT历史上浏览器、imodeL等新技术的发展速度。

  China IP: 现在常被提起的有关软件领域的热门词汇无疑是“云计算”,但“云计算”总让人觉得是“云里雾里”,至今“云计算”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究竟“云”是什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我国企业又应该怎样利用此机会发展壮大?

  倪光南:云计算不是炒作,而是客观发展趋势。中国有世界最多的网民和移动用户,又有最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不能错过以推进云计算带动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机遇。

  分析表明,驱动云计算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众所周知,随着信息系统的用户越来越多、需要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复杂,信息系统变得十分庞大和昂贵,难以管理和维护。同时,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宽越来越宽,各种信息设备纷纷出现,它们有随时随地取得信息服务的需求。此外,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与日俱增,绿色IT的要求也促进了云计算的发展。在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推动下,云计算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它既是一种新的信息系统架构,又是一种新的应用和商业模式。

  正因为云计算是一个新兴潮流,所以,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云计算方面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且中国企业没有包袱,更愿意接受变革,采用新技术、新模式,具有后发优势,同时我国科技人员还有很高的“智力性价比”。如果能运用好这些有利条件,我国企业在云计算这一波新浪潮中将大有可为。

  云计算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与一般网络计算相比,最明显的差别是云计算具有特殊的支撑软件,这就是实现云计算功能的关键技术,这一层核心软件使云计算不同于一般的网络计算。当然,云计算中心的硬件也在传统数据中心硬件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强大、更节能、更易于管理。

  云计算的端设备往往是多样化的,除了P C以外,云计算的端设备可以包括瘦客户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信息家电和各种各样的嵌入式设备,这使云计算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

  在云计算这个庞大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我国企业的机会是多方面的。例如,上述云计算的核心软件是新的、刚发展起来的软件,我国企业可以及时介入,尤其是针对我国市场需求,针对信息安全要求高的大用户的需求,可推出自主可控的云计算核心软件。更多的企业则可以在云计算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基础上,构建性价比高,能快速部署且能灵活响应需求变化的解决方案。此外,云计算将端设备从传统的电脑扩展到多样化的新一代云端设备,这就给发展采用国产CPU和国产操作系统等软件和服务的各种云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China IP: 现在正值“智能手机市场大战”时期,国内、国际各大企业纷纷进入该领域。您认为国内企业在此市场内的前景如何?你又怎么看待国际通讯企业之间“专利大战”?

  倪光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移动用户,而且智能手机领域不存在类似P C产业的垄断问题,这使中国厂商可以推出采用自主核心技术、性价比很高的产品和服务,摆脱过去只能做装配加工低附加值工作的处境,逐步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所以,中国企业应当在这一轮“智能手机市场大战”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是有自主核心技术、有较高附加值的一席之地。国家也很重视这一机遇,也给予很大的支持,问题是如何发挥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如果中国各家企业不能齐心协力,而是各自为政、窝里斗、低水平重复,那么也可能会错过机遇。

  现在国际通信企业之间“专利大战”表明,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缺陷,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实际上主要不是用来保护创新,而是用来作为压制竞争对手的工具。中国企业由于历史短,专利数量少,还难以形成可与它们抗衡的专利池。为此,有关部门要研究对策,例如联合中国各家公司的专利、联合应对专利诉讼等等,不然,中国企业的创新很可能不是在市场上被打败,而是被跨国公司的专利战所扼杀。

  相信会出现中国的乔布斯

  美国硅谷之所以成为创新的天堂,最关键的因素是那里有着最适合创新的“土壤”,使得创新之苗不断破土而出,并成长为参天大树。但这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众多国际研发企业看重中国市场的同时,在创新能力和重视程度上,中国企业显得力不从心。倪光南在2011年11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就当前中国一些企业而言,共性问题是创新理念不强。“这与历史状况分不开,因为多数企业过去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就需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但很多本土企业对此往往缺乏信心。”此外,要创新就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而这不一定在短期内能有回报。中国很多本土企业心态较为急躁,为了生存往往急功近利,不大愿意在研发上做大量持久的投入。

  China IP: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离世,引发“中国何时能诞生乔布斯”的大讨论,很多人都认为这很难,您怎么看待中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否制度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倪光南:其实就对人类的创新贡献而论,袁隆平院士决不在乔布斯之下,但中国企业界确实还找不出像乔布斯这样的人物。虽然王选院士堪称中国IT业界创新先锋,但他的影响主要是在印刷领域。一些评论认为,这不能怪中国人没有创新基因和创新能力,而是中国企业的创新基因太弱、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太差。究其原因,这大概要从中国企业的追求和所处的制度环境中去找原因。

  中国企业追求什么?如果说中小企业要为生存而挣扎,多数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还可以理解。那么,对于大企业来说,特别是一些大的高技术企业,得到国家政策支持,拥有充裕的资金(例如,联想收购IBM的P C业务就花费17.5亿美元),但仍没有创新的追求,确实让人扼腕叹息。众所周知,一些靠创新技术和产品起家的企业,做大一些就转向了--从“技工贸”转向“贸工技”。例如,1986年5月“四通中文打字机”诞生,这一系列产品为四通带来第一桶金,使四通在办公自动化领域确立了龙头地位。但后来四通却转向做点心、搬家、出租车、房地产……。又如1985年5月“联想式汉卡”诞生,柳传志先生1989年11月在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大会上宣称:“联想集团以成功开发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但后来联想却占用中科院计算所的6万余平米科研用地,盖起了一栋栋“融科大厦”,出租给In t e l、A M D等跨国公司,将房地产作为其最稳定的利润来源。这些急剧的业务转向,值得人们深思。

  确实,技术创新的道路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即使是乔布斯,也不能对每一次创新的市场效果“打保票”。但是,乔布斯就认为,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赢得业务,而是要创造伟大的产品。他说:“我的激情所在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这家公司的人动力十足地创造伟大的产品。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动力来自产品,而不是利润。”如果有一天,中国也有企业能骄傲地说,利润不是第一位的,创新才是第一位的,那么中国就距离产生乔布斯的那一天不远了!

  至于制度因素,我认为更需要历史地来看。与技术创新和创业关系最密切的制度安排是持有技术的创业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企业往往出巨资去买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但对于内部知识产权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特别是在过去的某一个阶段,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对于中国创新制度环境的改善很有信心。以李彦宏、丁磊、马化腾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崛起的知识企业家们,他们在公司产权制度安排方面比较完善,企业发展后在产权方面的冲突或消耗就少得多,因此,他们可以安心地、更加专注地领导企业创新。这些新的企业创新团队或创新者,将不会再步我们的后尘,他们之中迟早会出中国的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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